第二章：农场
01
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的北缘，一条八十公里长的机耕道绕着它，最后伸进了林海。沿着弯弯曲曲的机耕道，布置着十多个劳教中队，队与队相距很远……因为以前这里有近万人，灾荒年以后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。
恐怖的饥饿和死亡，就像根本驱不散的乌云，一直压在那里。没有人再去提它，但它却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浮动着翻滚着……从压抑的神色中，从长长的叹息里，从忧郁的对望间，我感到的是末日就要降临的气氛。
对我的出现，大家十分惊讶！
因为我的诞生近乎于奇迹，好象刚刚飘散的生命都汇集在了我的身上。我出生时不足五斤，母亲不仅没有奶水而且很难找到吃的，都没有想到七年后我能站在他们的跟前……
在山上那段艰难的岁月，他们很多人视我犹如自己的子女。
02
五六年，这里刚刚平息了一场彝族头人的叛乱。
硝烟还没散尽，一部分参加平叛的战士就划给了省劳改厅，奉命在这里开垦组建农场。农场的吕政委，当时是平叛部队的营长，于是这部分战士就成了农场管理的骨干。
五八年，最初到这里的劳改人员，不是释放就是转走了，这里改成了劳教农场。除了接纳当时各地划出来的右派外，还接手了原来由宋庆龄基金会管理的几个少管所。
那时的少管队就在枯桥附近，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莽莽苍苍的老林。
当时，这里由吕政委带队，我的父亲是少管队的文化教员，母亲和蔡姨是卫生员兼保育员。
野兽出没，山洪暴发……一次，母亲起夜，一条蛇竟爬到了她的床上。
03
场里的少管队，是按照苏联高尔基工学团的模式建立的。
高尔基工学团，是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创举。他要求个人融入集体，并对集体负责，坚持把严格的纪律形式和个人自觉性充分地结合起来。在他的教育下，一批批流浪儿童成了教师、医生和学者，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。
在这里，成人白天砍竹伐木，打出一条防火带后放火烧荒。孩子们的工作，就是到刚刚烧过的荒坡上翻地扒根，晚上再进行文化学习。当时半工半读的生活十分艰苦，绝大多数的孩子，不仅个人生活无法自理，而且从早到晚动不动就哭。
母亲和蔡姨找出十来个比较勇敢坚强的小孩，由他们分头重新组班，最后再把剩下来的小孩平均分到班上去。这样各个班都大小搭配，不仅能以大带小，还能在班与班之间展开竟赛……这样情况才有了好转。
04
一天下午，一队彝人撞进了少管队，说是要捉拿偷捕他们山羊的人犯。
吕政委知道自己的队绝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，至于其它队哪敢保证？果然不久电话传来，山上的其它几个队都遭到了彝人的围攻，有的队还发生了夺枪的械斗。县里的部队已经出来了，要他保护好枪支，但不能用枪伤人。
天近黄昏，彝人越围越多，有的已经举起了松明火把。
派出去寻羊的人一个又一个空手回来了，迫不急待的彝人开始冲击队部。仅有的几个干部很快就被打倒了，队里的其它人员刚想站出来，立即便会遭到彝人们的围攻和抠打。
孩子们吓得直哭，形势十分严峻。
那些人手执木棒，两眼射着凶光。一人疾呼，立即就会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。
05
眼看他们就要逼到枪械室的门口了，吕政委热血一冲，拔出手枪对空鸣警。
没想到为首的彝人竟冷冷地夺过了他的枪，更没有想到的是对方还是一个女人。多少次生生死死的战斗，他从来没有丢失过军人的荣誉！他对着本属于自己的枪口，恨不能就此了却一生。
他感到她找羊不过是借口，目的就是要找他清算血帐。
为首的彝人犹豫了，没有勾动扳机，而是放声长笑，其声惨烈惊心。后面的人，开始抖出一根长长的皮绳。
这时，一个小孩抱着一只羊，走进了人群。羊的前腿和后腿上，还捆着彝人用的皮绳。情况再明显不过了，这纯属藏羊生事。受骗的彝人开始散去……为首的彝人回头一望，扬手就向那个小孩开了枪。
几乎同时，父亲的手猛地将小孩掀开了好几尺，子弹打伤了退去的彝人。
这事过后，政府就把附近的彝人迁走了。
06
这个小孩是父亲的学生，后来又跟父亲当了电工，现在也住在发电房里。
他对我和弟弟都很友好，常常带着我们玩。他爱下棋，也爱看书，桌上摆满着高深的数学书籍，我们叫他蜀平叔叔。
他出生在四川解放那年，他的父亲特意给他取了这个名字。修成渝铁路时，他的父亲不幸殉职，母亲又一直有病，母子俩全靠政府的救济来生活。他也象牛儿那样从小就野惯了。七岁那年，母亲就把他送给政府管教，希望他从此习好。
在少管队他的正直和勇敢，很快就为自己建立起了威信。
他有一本永远放在床头的日记，扉页上写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。
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：当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，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：“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”
07
常到蜀平叔叔这里来玩的有两个漂亮的女子。
她们一个叫九妹，一个叫薛菲。九妹也是在少管队里长大的，薛菲则刚进场不久。看得出来，九妹很喜欢蜀平叔叔。她每次来都会先打扫卫生，然后再把所有的脏东西，统统翻出来洗干净……为这事，我的父亲还说过蜀平叔叔，明知道这样，平常就不该那么懒！
“师傅，你就不知道了，没有这些事，我们呆在一起其实更难受！”
听到这样的回答，父亲当然不会同意。而我却无论怎么想，都想不明白。其实我那时理解不到的现象还有很多。比如：这里有的就业人员打自己的小孩时，下手狠得出奇，而面对干部却卑躬屈膝。一看就知道是偷尖耍滑的人却不可一世，而成天被批斗的叔叔总能给人极好的印象。
他们彬彬有礼，学识渊博……
08
一天，父亲要我去跟一个叔叔借点钱。虽然我十分不愿走进这些人的寝室，那天还是去了。
在他们的寝室里，一个重庆的地下工作者，正好和抓捕过他的小特务睡着上下铺，一个严谨不苟的学者也正好被一个流氓管着……室内的气氛十分怪异。
当时我要找的叔叔不在，那个和我的父亲有些来往的学者，看到我戴着一顶崭新的棉帽，立即招呼了我。“嗬，好漂亮的一顶帽子，让伯伯看一下！”我取下帽子递给了他，并得意地告诉他说：“这是爷爷特地为我从成都寄来的，因为我的耳朵已经被冻得出血。”
“好新！好新！”他发现有一处还露着线头，就用一把剪刀帮助我剪去了。突然，他用剪刀夹着帽子的一边护耳，满脸微笑地对着我说：“伯伯好想一刀剪破它，看一看里面的棉花好不好？”
我知道这是玩笑，就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想剪就剪呗，我又拦不住你。”没想到他竟好奇地看着我，突然一下就剪了下去，用手扯出雪白的棉花……
“还真是用的上等好棉！”
至今，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仅仅为了破坏我那份不该有的得意？还是出于对生活的极度绝望？他要剪断的是对良知的依恋？还是对人性的信赖？